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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 李宇琛

我在排出锁对着我的笔录核对，签字按完手印之后，一位井茶小哥开车送我回家，我打开手机，看到大家在说，李文亮医生去世了。我苦笑着，看着窗外的夜空，自我下午进来时，已经 8 小时过去。而我被带到排出锁的直接原因，是我运营的微信公众平台 “权益墙”（即本号）为李文亮医生写的传在内的近期关于武汉疫情的所有文章。（史记 · 武汉疫情八造谣者传序）

世事维艰，近期每天我都处于信息过载的状态，前天晚上读了徐友渔先生 1980 年发表的《罗素认识论》，梳理了罗素在分析哲学中所做的数理逻辑贡献，如获至宝，分享到朋友圈，兴奋的彻夜未眠，过了中午，我竟不自觉睡去了。连续的敲门声吵醒了我，我询问来者的身份，他们说是排出锁的，来了解情况，我大概清楚，是昨晚找完参与讨论史记这篇文章的师妹后来找我了，我打开手机，发现师妹发来不少消息，也有许多未接电话，其现居地井茶带她到所里询问，指出权益墙最近关于武汉疫情的文章，存在问题，要引导她重回正轨。我在权益墙的讨论群中告诉大家，井茶来找我了，现在上车去派出所去。

上车之前，俩井茶老的那位，询问起我的工作与学历，我回答律师实习，学历是西政本科，英国还有一本科一研究生学历，他说，高材生呀，高材生怎么网络发言还不谨慎？我问他，您说的是我哪条发言？他说他没看过，只是上面告诉他而已。我没有搭话，用手机发出第一条朋友圈，告诉大家，我被井茶带走。作为普通公民，公开是我唯一留存证据自我保护的方式。刚发完，旁边的年轻井茶对我说，手机收起来，现在别用。我说限制我的通讯自由，这是在拘传我吗？他说没有拘传你，只是请你配合工作，我说你工作得配合法律啊，老井茶来说我作为所长亲自来接你，你还要我怎么配合？

到排出锁后，他们要我等人来，我便在大厅坐着，环境很像我过去常被喊去的西政保卫处，淡黄色大理石地面，洁白的四壁印有红色标语。我发了第二条朋友圈，并联系我值得托付的好朋友，麻烦他截图转发我的朋友圈，以防我手机被检查而强制删除。所幸，我在被约谈期间，没有被收取手机，我爸妈担心我的安危，我发微信告诉他们在录笔录，我爸回我：“这回话不是你回的吧”。于是我拨通视频来电，我给井茶递过去，他们也聊了一会儿。

我很难跟各位读者描述，大学期间至今，经历了三位数以上的各式各样的约谈之后，我是如何成为在约谈中游刃有余、口若悬河的状态。我想，我的经历并不能代表约谈的这一普遍体验，这次约谈 8 小时，3 分之二甚至 4 分之 3 的时间，是我在说话。我有朋友，3 年前在学校被约谈后，战战兢兢，自此不敢发声。我比他好点，话敢说法敢普理敢讲，但这种唇枪舌剑于我而言，伤害很深。我常自黑，因为自己解构自己，自己嘲弄自己，才能反求诸己，获得些许免于恐惧的自由。

A 景观出现了，棕色皮夹克，休闲裤，口罩也戴了脱了线，谈话时他跟我说，今天凌晨 5 点，我读书未眠的时刻，他在高速路口检查疫情。想想，我俩这缺乏睡眠的状态，我未吃饭的状态下，咱聊了 8 小时，实属不易。我后来感慨，咱俩这螺丝钉，再如何不同，皆为疫情当前的公民，为了所谓治安秩序，互相磨着我是否爱国与否，何以至此？他未置可否。

他具备基本的逻辑，整个谈话过程，虽立场不同，但至少有的聊。聊了一半的时候，一排出锁井茶进来告诉我，这是 国宝 大队的景观。要我别做诋毁国家的事情。我说我批判时事不等于反对国家，这位井茶说那你也没夸国家，我说你朋友圈拿给我看一下，我看你有没有夸国家？他眼睛瞪大了瞧着我，走了。

我们进的是一间调解室，他没有收取我的手机，我大概明白了我的处境尚未到讯问室的境地，有些释然，但又自觉悲哀。我因为给武汉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们立传，呼吁保护言论自由，但文章推送后自陷其中。

A 景观给我看了景观证，客气地请我坐下，并麻烦同事给我倒杯热水，我午睡醒后正缺这杯水，我很感谢。

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，“你爱国吗”

我回答：“爱啊。”

他问我父母家庭背景，问我家里有没有因为拆迁、套路贷等原因对社会和政府不满？我疑问这是什么原因？如果我有违法犯罪，就事论事即可，缘何要知道我父母的情况？我直言我是做刑辩律师实习的，询问、讯问笔录见过不少，没见过这种类似于 60 年前调查家庭出身的。他说，了解这些，是想了解我的背景，好与我沟通。

我要求他直截了当的告诉我，起因何事。但是他跟我所经历的历次约谈相同，先聊起了国家大势，于是我知道这将是场漫长的交流了，我知道我要面对的。

于是他提反腐倡廉，我提依法治国，他提大局意识，我提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，他提舆论的不良影响，我提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和政府合法性来源于人民，他提社会和谐团结，我提十九大之后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，他提正能量要注意慎重发布负面信息，我立刻否认这种提法，不能将负面信息等同于负能量。

一来一回，他举例，我也举例。没有争吵。双方基本达成了共识，而这共识，则后来落实为我的个人声明。

而至于对于涉事文章本身，他的观感是这些文章总是批判，看不到政府的积极作用。他自然是认为需要我这样的人，但他认为，我应该全面看问题。我说，政府积极作用，自有宣传部门来做，我作为公民，可以选择自己为这个社会说什么话。他说这样的视角总会片面，我说面面俱到的大局意识是要求公权力，而非要求私权，我选择成为批判公权力的公民。

我当时想起那句流传的话，当尖锐的批评声不被允许，不够卖力的赞扬或许也成为了错误。